海啸访谈：如何看见天鹅的泪水
西风

西风：在13岁时发表了第一首诗作，还记得那是发表在什么杂志上，那首诗的内容是什么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？又是如何走上（选择）了诗歌这条道路？

海啸：我的第一首诗是1987年发表在安徽的《诗歌报》上，当时正上初一。至今记得那首诗叫《南方的树，南方的草》：

南方的树是轮月牙
南方的草是颗星星
我既是月牙又是星星

南方是蓝色的
我也是蓝色的
蓝色的海滩蓝色的梦境蓝色的翅膀

忍受过百年
才将最后一种姿势
在冬天的雪地里留下
苍白的影子
我就在这雪地里
无声长大

那时有母亲牵着我
而今是我自己
在这里漫步
只不过
脚印已经很深

应该是小学四、五年级吧，开始试着“写诗”（那时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诗，无非在进行一种涂鸦式的分行文字）。童年、少年都是在乡村度过，不像生活在城里，有那么多人，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来注意。我从小就不太合群，喜欢一个人胡思乱想。我的家就背倚山林，春天的时候小鸟开始试飞，我于是跑到山上抓小画眉，起风的时候晃动树枝，小鸟纷纷坠落。要是“收成”好，最多能养好几十只小鸟。我给每只小鸟都取了一个得意的名字，现在想起来，把那些名字串起来，可能就是“诗”了。但真正自认为的“诗歌”写作，应该是进入初中之后。

西风：你曾是名噪一时的中学校园诗人，是否仍旧怀念那段岁月？我觉得你的诗歌是经过了青春写作的，不过时间并不长。有人从来没有经过青春写作，而有人一辈子始终处于青春写作。这一时期你的诗歌创作（或者青春写作）有何特别之处？对后来有何影响？

海啸：恰恰相反，我的“青春写作”或“青春期”写作经历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。记得中学阶段，除了有限的普希金、雪莱、拜伦等之外，几乎难以接触到更多的诗人和作品。80年代中后期，我还在上初中，当时正值“朦胧诗”、“第三代”和“汪席风暴”（汪国真、席慕蓉）尤为活跃的阶段，可惜除了汪国真、席慕蓉等的作品可以在县城书店或校图书馆较为容易读到，像“朦胧诗”、“第三代”诗人的作品，反而是“遮天闭日”，一诗难求。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，偶尔在县新华书店见到一套（上下两册）《当代台湾诗萃》，至今印象极为深刻，那两本书是红色封面，花城出版社出版的，主编我还能记得，叫雁翼。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。原来诗歌还能那么写。当我阅读了洛夫、纪弦、商禽、郑愁予、罗门等诗人的作品后，便自认为这些诗远远要比“汪席”之类的诗歌好上几百倍。那时我在周末的时间骑着自行车一遍遍往县城跑，为了读这两册书。当时这两本《当代台湾诗萃》价格不菲，好像接近20元人民币。要知道，20元相当于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用。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十分小心地和母亲说起这件事。真没想到，对开口要2元钱买支钢笔都极其苛刻的母亲，竟然非常爽快地给了我书钱。想起这件事，至今让我感怀。

在我的中学阶段，包括军旅几年，可以说完全是一种“情绪写作”，因此值得留下来的并不多。我觉得这些经历或者经验对后来的写作影响是巨大的，喜忧参半，正面与互面的都有。若不及时警醒，带来的“裹脚”是致命的。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年轻的诗友，他们有的比我小好几岁甚至十几岁，但他们所受的文化浸染，包括阅读的途径要宽泛的多，所以他们的起点往往很高。我用了相比长的一段时间，去摆脱和克服当时带给我思维与语言的“惯性”。即使是现在，还需要不断的自我约束，以免轻易陷入当初“青春期”带给我的写作“技艺”。所以，我不再轻易相信所谓的灵感以及瞬间跳出来的、自以为十分高妙的某个意象或者词语。在写作的时候，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将自己躲藏起来，在词语的背后，去开启诗歌的钥匙。我始终坚信这一点，诗歌写作是一种“慢跑”，仅仅青春的激情是远远不够的。

西风：和大多数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不同，中学毕业后你没有进入高校，而是入伍参军，用你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用诗歌换来了一套军装”。我想知道这六年军旅生涯给你的诗歌和人生带来了什么？这是一段被你自己和别人忽略的历史。

海啸：曾不断有朋友问起我当兵的那段岁月，我似乎在有意“回避”。主要是那几年，的确留下了“不堪回首”的经历。应该说，十六、七岁到二十来岁，可以是极为可贵的“青春年月”，但这几年的军旅生涯，留下了比“空白”还要可怕的“空白”。那个阶段写了很多，但大多是“沿袭”了中学时期的“抒情”风格。但这些作品应该有它们独有的、阶段性意义的。其中还有一件事，1994年春天，我趁部队探亲休假的机会去兰州看望一个朋友，在回家途中，火车到了河南漯河站的时候，我的行李包被坐在我对面的两个家伙“取”走了。记得一路上还和他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天，直到火车启动，发现对面座位空了，才发觉我的行李也随他们不知所踪。行李中有我那些年所有的写作手稿，包括我此生最为珍贵的情感记忆。这六年军旅生涯给予我的收获，用一句话可以概括：有怨无悔。

西风：你真正以“海啸”身份引起诗坛的关注，应该是1996年底来北京之后（巧的是我几乎同时离开了北京去了美国）。自七十年代以来，北京、上海、成都一直是诗歌重镇，这是你离开军旅选择北京作为落脚之处的原因吗？你的诗学观念在到北京之前和之后有无明显的变化？

海啸：是朋友给我的勇气。当初分别给广州和北京的朋友打电话，广州朋友说：这里不适合你。而北京的这位朋友说：来吧，过来先住我这里。就这样，我选择了北京。其实这一切和诗歌本身毫无关系。初到北京的那几年，基本上是在为生存而奔波，不过也断断续续地写，但很少拿出来。2000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，我创办并主编了一份人物周报《时代人物周刊》，并有了自己的公司。正当所谓的事业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，母亲遭遇了车祸。后来报纸和公司运转也发生波折，资金链条出现了瓶颈，造成支不敷出。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大半年，让我负债累累，不堪重负。可以说，在经过所有的世态炎凉之后，才发现只有在诗歌中才能找回自己。2001年春天母亲去世，我已万念俱灰，之后便停办了报纸，公司也随之倒闭。那时便开始动笔“三部曲”。应该说，我的诗歌是在创作“三部曲”的过程中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。

西风：诗是最难定义的事务，我还是想请你下个定义，或者说你认为什么样的文本才算诗？

海啸：什么是诗？已有诸多“答案”了。我以为，诗就是诗（这肯定是句废话），任何的解释都牵强附会，都是多余。

西风：你心目中的好诗有什么样的标准？你怎么判断一首诗的优劣？

海啸：好诗就是好诗，我坚持的好诗标准便是那种能使自己“一见钟情”的诗。如同走在大街上，在你身后或在视线之外的地方那个绝色女子。你会霎那间地被她“擦亮”，会木然地惊艳于她超凡的韵致。一首好诗也是这样，就像电流的对接，一瞬间被窒息、感动和惊憾！诗歌是有生命的，首先是它的结构建筑，也就是文字间的排列；再就是气息，甚至气味。即使语言外衣怎样的华丽，文字堆砌得如何整齐，若缺乏那种“与生俱来”的气质，任何刻意的包装都是枉然。所以写诗和做人是分不开的，有着高洁的品格和修为，字里行间才会拥有那种豁然出壳的光芒。

西风：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对你分别产生了什么影响？其中哪些诗人你最为喜欢？你经常读别人的诗吗？你主要读哪些人的诗？你的阅读和创作是怎样的关系？

海啸：若说没有影响，这是不客观的。至今我仍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北岛的《回答》等作品。主要是那个年代，他们的诗歌给予我们的记忆太深了。“朦胧诗”及“第三代”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目前依旧是当代诗歌的“主流”。在这些诗人中，我较为“集中”地阅读了北岛、杨炼、于坚、伊沙等人的作品。当然，对诗歌的阅读，我情愿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一些经典诗人及文本的阅读上。主要是一些国外诗人的作品，相对来说，他们更丰厚、宽广，具有诗歌的内在力量。

西风：你通常在什么情形下开始写一首诗？当你产生创作的欲望时，是立即动笔，还是要先等一等？为什么？你经常修改作品吗？

海啸：我现在不太喜欢一种即时性的写作。一般不会立即动笔，可能会在内心酵存一段时间，甚至会推迟好几年。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不喜欢那种冲刺般的“快跑”。往往产生了创作欲望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灵感”，会迅速对自己产生一种迟疑，尤其是面对一首长诗，这种“缓慢”的节奏会更加的明显。比喻说我去了某个地方，被当时的风景或旧人惊醒某根“诗弦”，但往往会“无功而返”，若当时没有动笔，肯定会懈怠下来。直到在未知的岁月里产生同一种知觉，也就是当时的写作欲望出现某种重合与验证。因此我的创作量极少，几乎到了一种濒临“破产”的地步。

我对自己的作品从不修改，我尊重自己的原态。所以，我对诗歌所谓的“推敲”做法基本上是嗤之以鼻。这是一个人的习惯问题，没什么对与错。

西风：你的诗歌让我发现了久违的英雄主义色彩，这种英雄主义和北岛式英雄主义有着根本上的不同，你能谈一下吗？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，“反英雄”一直是诗坛的主流，为什么你却要反其道而行之？

海啸：北岛属于他的时代。我更多的尊重自己个人的喜恶，以诗歌的形式在内心建构一个“审时度势”的秩序。为自己代言，而不是考虑这个“时代”。但是，诗坛出现过分自我的风气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也就是一味的“反英雄”。于是，大量“伪英雄”的出现，造成当代诗歌的大面积“缺钙”和“贫血”。其实，“英雄主义”是一种高蹈的精神向度，是一个诗人从一而终的生命关照。

西风：你的诗几乎都是抒情诗，而当今诗坛致力于减少抒情增加叙事，有人甚至提出从诗歌中剔除抒情成分，你对此有何看法？

海啸：“抒情”是诗歌本身最为珍贵的品质，当然，在这里所说的“抒情”不应该是平面的、狭隘的、浅显的，而是诗人本身具备的感觉、知觉、意识和体验。当然，诗歌的叙事也应该是基于“诗情”上的叙事。有些人把自己生活的琐事，甚至便溺的过程都以诗歌的形式津津乐道开来。诗歌就是诗歌，不需要替代日记、随笔、小说、告示，或黄色段子的功能。我敢说，真正优秀的，甚至伟大的诗歌作品，哪一首不是为情而诗的“抒情诗”？！

西风：现在口语诗大行其道，而你的诗歌语言仍然主要是文学性很强的书面语，能否谈谈你对口语诗、反意象等的看法？你怎样看待诗人和语言的关系？

海啸：我觉得，当今诗坛对所谓口语诗和非口语诗的界定（其实根本就没有界定，也无非界定）本来就有失偏颇。由此自然会想到诗坛所谓“知识分子”和“民间”两大阵营的争论，最后竟然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。其实这是一小拨诗人彼此间的一种“策略”，他们考虑的不是秩序、建设，而是如何抢夺所谓的诗歌“话语权”，从而使自己的文本受到更多一些的关注。若在写作的过程中，一味注重“口语”而拒绝“书面语”，或坚持“书面语”而回避“口语”，我难以想象这是多么滑稽的局面。

西风：我认为诗歌内在的气质始终应该是高贵的，这在你的诗歌里面有着集中的体现。你对当下诗坛出现的“崇低”、“尚丑”等等有何看法？

海啸：“崇低”不是崇尚低俗、低下，而应该是“向下”的一种精神。关注底层，人生存的基本状态，以真正“人”的视角直面现实；“尚丑”也如此，以诗为刃，揭露那些黑暗与丑陋的部分，这样的作品是应该值得肯定的。但诗歌毕竟是诗歌，不同于其它文学形式，它在语言和内涵上是应该有所警觉和取舍的。当下“诗歌作品”中，出现大量的，无论在语言还是内容都极为肮脏、低俗甚至下流的文字垃圾。这样的文字是不应该纳入诗歌范畴的。就如同所谓的“下半身”、“垃圾派”等，不断被人演变成黄段子、泼妇骂街般的“口头禅”。如果把这些东西归纳成“先锋”、“实验”、“后现代”，实在是无稽之谈！诗歌应该有它一定的道德底线和语言规范。

西风：就我所能读到的你的诗作而言，我感觉后现代主义对你影响较小，你的诗作基本上属于现代主义，你同意吗？你对中国目前后现代倾向的写作有何看法？你认为现代主义仍旧应该是当代汉诗的追求吗？

海啸：“创造陈词滥调，这就是才能”，波德莱尔在《赤裸的心》中这句话令人深省。然后他又说：“我得创造陈词滥调”。一味在语言上追逐与“创造”中的诗人，往往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，贪图“捷径”的做法。动不动就PASS谁，就“先锋”，就“后现代”，实际上是一种极为幼稚的表现。真正的“先锋”与“后现代”是一种精神血质，是体现于内心的独立意识，而不是粗暴地理解为“暴力行为”。大众传媒（包括网络）的空前发展的确为我们增添了诸多色彩，诗歌应该是“寂寞”的，不应该成为“大众娱乐”的殉葬品。现在许多年轻诗歌写作者，其中当然也有一些业已成名的诗人，对当今“流行事物”趋之若骛。其中表现在诗歌写作上的轻迈与游戏心态。譬如说吧：西方国家的电视与网络比我们发达那么多年，往往对所谓的“流行语”极为警惕。而我们呢，一夜之间，“超女”或“超女”产生的“PK”等词可以铺天盖地。目前国内有位在电视台讲“三国”的学者很火，最近一期的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做了一个专题，封面赫然打着《学术超男×××》，实在让人如梗在喉，哭笑不得。说了些似乎与诗歌无关的话题，我想我的立场无非如此，坚持“优雅的汉语”，致力“创造陈词滥调”。

西风：你的诗中有着丰富的情感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同时又不乏智性元素，避免了滥情。你认为情感与智性在诗歌中应该有怎样的地位？缺乏情感与缺乏智性的诗相比，哪个更不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品？

海啸：情感是诗歌尤为重要的诗性元素之一，这也是有别于其它文体的区别所在。当然，那种所谓“浓得化不开”的浓情之作，很容易让人厌烦。所以，要善于“压榨”，直到露出语言的“骨髓”。也就是你所说的避免滥情，诗的“智性”写作之所在。我倒觉得，诗歌可以缺少情感，但不可缺乏“智性”。

西风：你的诗几乎没有失败之作，风格还是很统一的。一贯的内敛、厚重、唯美，核心如同钢筋混凝土般坚韧，这是你自觉追求风格的结果吗？而近期某些作品，例如《黄果树》、《奔走的春天》等，和你这一风格不一致，这是你在尝试突破吗？

海啸：相对来说，我对自己较为挑剔，自己不满意的东西一般不会拿出来。我也有很多失败之作，尤其在30岁以前，被自己否定的作品不在少数。你提出的比如《黄果树》、《奔走的春天》等，应该是我较为随意，或“即兴性”一些的诗作，谈不上去刻意尝试某种风格。我觉得诗歌还是深思熟虑些好，需要留点时间和空间来进行“发酵”，不宜太随便了，把诗歌当成“日记”，大量复制或拷贝一些分行文字，是不可取的。

西风：最近你喜得贵子，向你表示祝贺。我以为正常的家庭生活对于一个诗人诗人都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诗人进入青春后写作阶段。能否请你谈谈诗歌和家庭、社会的关系？

海啸：谢谢。不错，正常的家庭生活，包括健康的心智、朋友间的交往等等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。很难想象，一个对自己的基本生存都不能保障，生活上浑浑噩噩，一团乱麻的人，怎么能有一颗正常的心态进行写作？不仅仅是诗意的“构图”，其实每个男人都有一个相似的梦想：跨马天下，浪迹天涯。但我们毕竟有亲人、朋友、爱人，以诗歌为“借口”，将所谓的“诗歌方式”强加给别人是不道德的。当然，苦难（甚至是灾难）往往喜欢眷顾那些敏感、脆弱而又善良的诗人，许多大师正是在这种命运多舛的状况中留下了杰出的诗篇，但“苦难”不是可以刻意追求与索取的，它们是上帝的“恩赐”。

诗人于坚早年有句话我印象颇深，我想大致是这样：像上帝一样思考，市民一样生活。诗人首先是一个人，心智健康的“人”，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。

西风：你的长诗《海啸三部曲》即将出版发行。对你个人和当今诗坛而言，《海啸三部曲》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。这三部作品气势恢宏，结构庞杂，出现了晦涩难解的部分，尤其是《击壤歌》。你自己怎么评价这三部作品？能否作一点解读？我最喜欢第一部《祈祷词》，而你最珍爱第三部《追魂记》，为什么？

海啸：关于我的这三首长诗，自然有它自己的命运，就让时间来回答一切吧。在最近出版的《海啸三部曲》一书中，已集中收录了近10万字的评论文字。不过我始终认为，以“我们能以诗人本人更好地理解诗人”来进行解构，无疑是可笑的。这些评论为读者提供了一扇门，通过这些较为客观与具体的解读，也许可以更快、更“准确”地进入一种有效的阅读。

至于《祈祷词》，有人把它作为我的“心灵史”而存在，其中蕴涵着“某些同社会事件相联系的考证价值”，但又强调“不是完整的史料”。我是认同这种论断的。而《击壤歌》中所谓的“晦涩难解”，可能正是因为我的顾虑所产生的游移，也就是矛盾中的有意“弱化”与模糊。或许是迫于无奈吧，不得不制造一种模棱两可的词语效果。整个“三部曲”中，我最为珍视《追魂记》，理由是：这首诗更能有效地缝合（而不仅仅是敞开）我的灵魂！

西风：现代诗歌的晦涩难解一直是阻碍其读者数量增长的重要因素，这种晦涩是人为造成的，还是不可避免的？你认为有没有一个晦涩程度，我们不应该超过？

海啸：一个成熟的诗人肯定有他（她）独特的情感及语言密码，评价一首诗的好坏，与“晦涩”的程度没有关系。当然，我反对（甚至厌恶）那种故作高深，云山雾罩的“痴人说梦”。你所指的现代诗歌的晦涩，有一部分是诗人本身造成的，但最重要的一点，而是现代诗歌与当下的社会形态、文化语境产生一定的剥离，造成读者对诗歌的距离感与落差感。这不仅仅是指阅读层面上的隔阂，和整个时代背景不无关系。可能更多的人根本不“需要”诗歌，他们情愿看看花边新闻，时尚读物，或者别的休闲方式来消磨时日。因此，在写作的过程中，坚持自己内心的“词语”召唤，而不需要过分在意读者能否读懂与读不懂。有的人在诗中感受到美，而有的人在诗中获得了宁静。这就够了。

西风：在《海啸三部曲》中，我能感觉到艾略特、里尔克对你的影响。能否谈谈你所喜欢的欧美诗人有哪些，对你的诗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

海啸：艾略特诗歌中的精神内蕴是无与伦比的，无论他的《荒原》，还是《四个四重奏》等，包括里尔克、波德莱尔、博尔赫斯、阿米亥、希尼等等，都是我极为喜爱的诗人。当然我的了解都是寄托于“中文翻译”后的阅读，所以在语言上，不可能，也不敢有过多的“获取”，我愿意从他们的作品中，进入诗人的精神景深，尽可能地抵达他们的内心。

西风：你的诗歌同时具有古典美，比如《河流》、《侧面》等短诗，而在《海啸三部曲》中有许多诸如“白面书生，倒驴着一支/烟雨蒙蒙的短笛”的诗句。能否谈谈中国古典诗词对你的影响，你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现代诗歌有没有关系？

海啸：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是一脉相承的“父子关系”，都是在几千年的文化血流中奔腾着的耀眼浪花。如何传承先人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脉，不至于让真正的汉诗血统在我们的手中断裂，是每个诗歌写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古典诗词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，我从不回避他们对我的诗歌浸染和“拦截”。

西风：也许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最大的不同在于和读者的关系，能否请你就此谈一谈？

海啸：不错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歌形式，无论是古典诗还是现代诗，和读者的关系都是寄托于“时代背景”中的有效“对视”。新诗发展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已近百年，或许若干年后，再出现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来替代目前的“现代诗歌”也不得而知。所以，有人认为诗歌可能会消亡纯粹是杞人忧天。

西风：在你发表过的超过1000首诗作里，除了长诗《海啸三部曲》，你最珍视的作品有哪些（限10首）？如有可能，请简单讲一下原因。

海啸：很惭愧，我主要发表作品的阶段是在中学与军队期间，这几年写的少，当然也发的少了。有许多诗歌写作者，可能一辈子都在固执地坚持自己的“发表率”，而忽略了对于自己的及时梳理与总结。其实，发表1000首与发表100首，甚至发表10首毫无区别，关键是能否留下，或者是否可以让大家记住某一首诗，哪怕是留下一句词。至今，我对自己满意的作品不多，如果“必须”让我列出10首“清单”，我想有这么一些，如《雨天》、《门外》、《存在与虚无》、《泡沫之诗》、《由来已久》、《静止的琥珀》、《清明》、《鼠》、《河流》、《站台》等。至于自己较为偏爱这些作品的原因，也许最为重要的一点，是我可以通过这些诗句，更能接近于手中这把“开启”诗歌的钥匙。它们更靠近我的灵魂，我的情感和生命的磁场。

西风：你的诗歌理想是什么？在诗歌上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你才会认为达到或接近了这一目标？

海啸：说实在的，还真没有好好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将来是未可知的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诗歌永远是我生命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。写作是个人内心的事情，如果有一天我对诗歌产生了厌倦，或者是诗歌对我产生了厌倦，我也许会离开。就这么回事。

西风：你提出的“感动写作”引起了诗坛的关注和争议，我想知道你是在何种语境下提出的？坦率地说，读完你的和马知遥的关于“感动写作”理论论述，我还是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理论纲领和写作规范，你能够作进一步的阐述吗？

海啸：现在看来，“感动写作”的提出也许不是最“恰当”的，但应该是最及时的，也是必要的，它凝聚了“新诗代”诗人的集体才华和智慧。的确如此，包括我本人和马知遥关于“感动写作”的论述，是在一种尤为紧迫，势在必行的状态下所产生的，难免有些粗燥。当诗风日下，当代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肮脏、色情、浅薄的代名词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！也许，我们这种行动只是“杯水车薪”，与事无补。曾不断有人问起我，到底什么才是“感动写作”，再此我愿做一个较为直接的阐述：“感动写作”的提出，是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一次灵魂觉醒和精神建瓴。反对肮脏、虚伪、暴露和歧途，提倡人性之光和汉语之美，以感恩、悲悯的情怀，直面现实，胸怀天下。

西风：我觉得读你的诗歌和听美国灵魂音乐有很多相似的感觉，因此我更愿意把你的写作称之为“灵魂写作”（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提出过）。我个人认为“灵魂写作”比“感动写作”更深入了一层，能否谈谈“感动写作”和“灵魂写作”的关系？

海啸：不是没有考虑过，包括灵魂写作、悲悯写作、心灵写作等等。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在文本中是否真正体现了内在的精神追求。在这里，我希望能理解为一种诗歌的“感性行动”。

西风：你认为当代诗歌究竟应该承担什么，不应该（不必要）承担什么？

海啸：我觉得承载可能更恰当些。承担更侧重于诗歌外的“重量”，古往今来，中国诗人已承担够多的了。诗歌的写作应该注重于心灵，向“内”，而不是向“外”。把诗歌当成武器、工具、教义或准则，都是不正常的，只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疯狂与变态。如果必须要承担，就去承担那些该承担的：光明、梦想和黑夜。

西风：你在2003年创办了《新诗代》，这是你诗歌生命中的大事，标志着你从单纯的诗歌写作转变为集诗歌创作、诗歌编辑、诗歌活动为一身。我想知道诗歌编辑、诗歌活动对你的诗歌创作的影响。“新诗代” 是特指这一诗歌写作群落，还是有所泛指？“新诗代”的宗旨是什么？你希望“新诗代”将来能够对诗坛产生什么样的推动？

海啸：“新诗代”最早是作为网络平台而存在的。包括后来定期出版《新诗代》诗刊，也都是基于网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的拓展与延伸。我们遵循独立、专注、思辨的办站与办刊宗旨，提倡先锋性、实验性、纯粹性的诗学文本和纯明、高远的诗歌品质，提倡并实践“感动写作”的诗歌主张。“新诗代”不是所谓的诗歌派别，其中间力量应该是在“朦胧诗”、“第三代”之后，成长并成熟起来的新一代诗人。在“新诗代”的诗人群落中，我们能看到活跃着的各个年龄层面的诗人，当然也包括所谓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，甚至“80后”诸多优秀的诗歌写作者。所以，年龄不会是我们的“分水岭”。

诚然，维系“新诗代”的确需要倾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肯定会对自己的创作有所影响。但我最大的收获便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，相继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诗歌兄弟。他们拥有着真正的艺术良知，独立的诗学取向和价值体系，在写作上始终保持着严肃、纯粹的探索精神。我曾在《感动写作：21世纪中国诗歌的绝对良心》一文中提到：新诗代诗人的整体出场，是一种“自组织”和“自然选择”。任何有使命感、责任感的诗歌写作者，都将自觉融入到“感动写作”的舞台中来。新诗代不是诗歌机会主义者的道场，那些违背语言道义，脱离灵魂，将文字作为语言玩具的“诗人”，当然无法列入到我们的阵营中来……至于对诗坛能产生什么样的推动，也许现在为时过早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，那就是对于诗歌本身，我们已经做出必要的努力。

西风：我很惊讶于“新诗代” 的执行主编南方狼的诗歌，他在80后的诗人中几乎鹤立鸡群，匹“狼”领先。我想知道除了他个人的天才与努力外，什么是他得天独厚的？你对他有什么期待？

海啸：你能将南方狼迅速从“80后”诗歌写作者中脱离与区分开来，我很高兴。从中可以证明几点：一、南方狼的诗歌在诗歌界，至少在新诗代已经受到广泛注意。二、把南方狼放置所谓“80后”阵营中来对比，完全是不恰当的。他作品中所表现出开阔、丰富、广博的内涵，和他圆雕般的语言质地和思想洞察力，使得他做为一个独特的、优秀的诗人傲然于世是恰如其分的。三、南方狼博览群书，能很好地继承和开拓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脉。他善于思考，并且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。他父亲我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也是一个作家，与我已有至少15年的交情。南方狼诗歌的独到之处，还在于他小说创作的经历和经验，他15岁便完成并出版过一部30余万字的小说。后来他来北京上大学，我亦是通过他父亲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，那时他还公开出版了一本《少年乔的理想》的诗文集。当时他的文学理想和他的主要兴趣点还在小说创作上，这个立志于向海明威或福克纳靠近的少年，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，其实他的诗歌才华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本身。诗论家沈奇开玩笑地说我目前真正为诗歌做出的贡献不是《新诗代》，也不是“三部曲”，而是我“发现”了南方狼。他还不止一次地提到，南方狼的诗歌不管是“80后”，哪怕与“70后”、“60后”相比，也是尤为突出的。当然，诗歌写作不是三两年的光景，成就“大诗”需要一生的时间来完成。南方狼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前途是不可估量的。

西风：众所周知九十年代的诗歌和八十年代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个人认为九十年代诗歌取得的成就远小于八十年代，你同意吗？○○年代刚刚过去一半，你认为这六年的诗歌有无显著特征？仅仅是九十年代的延续吗？你对汉语诗歌的未来有什么期待？

海啸：我不太认同你的这一观点。至于某一阶段的成就，需要时间的验证。八十年代的诗歌“图腾”很大程度归功于当时的社会转型和变革，“成就”的确认是综合性的，有诸多因素的构成，若单一从纯粹的“诗歌成就”来讲，我不认为八十年代就比九十年代强。如今诗歌越来越边缘化，从社会文化生态上来讲，这才是正常的发展轨迹。诗歌就是诗歌，不需要承载或承受太多。很多人在臆想着诗歌的“复苏”，甚至期待什么“大唐盛诗”的妄想，无非在做着对某种“社会身份”进一步确定的白日梦。诗歌还将越来越寡众，越来越边缘，但并不影响诗歌的发展进程。事实上，世纪之交以来，诗歌呈现出的勃勃生机绝对不亚于八、九十年代。尤其是网络的飞速发展，造就了一大批以诗取乐的网络诗歌写手。“精英”写作的逐步失效，从而诗人变得越来越“平民”和“市井”。因此，巩固自己的心灵，维护好诗歌的纯度和审美意趣尤显重要。

西风：除诗歌外，你还阅读和创作哪些文学形式？这些对于你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？

海啸：阅读的沉淀对于一个写作者（不仅是诗歌写作者）很重要，到了现阶段，诗歌阅读反而越来越少。我小学时曾经疯狂地迷恋过武侠小说与神话故事，后来就读卡夫卡、海明威、卡尔维诺等的小说，包括散漫地读些散文、随笔等。如今，对阅读的取舍目的性越来越强。倍感遗憾的是，我一直对政治、经济内的书籍不愿问津。

西风：你愿意在将来更多地参与诗歌批评活动吗？你对目前中国诗歌批评界有何看法？

海啸：以前都是较为被动地介入一些诗歌批评方面的写作，如果有时间，我是很愿意做些这方面的努力的。如今中国诗歌批评界有此怪状，要么追捧要么棒杀，圈子观念极为明显，具备真正诗学良知的批评家与评论家真的太少。绝大部分人愿意做些锦上添花的劳动，谁最近热闹了，曝光率高了，或谁又提出一个新的“口号”了，于是纷纷抛头露面，生怕错过了大好的“历史”时机。保持纯粹诗学品格的诗人很多，他们在坚持自己的内心，不为“诗坛”潮流而动，但我们的批评界主动予以关注，“雪中送炭”的不多。这是诗歌的悲哀，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。

（西风：诗人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）

2006年8月20日